近日，一網(wǎng)友在市區(qū)白果樹大街發(fā)現(xiàn)一塊刻字的殘石，圖片顯示石身已斷裂，石面完整處尚存四個大字“通奉大夫”，閑置路旁，已成閑坐之榻。后經(jīng)聯(lián)系，亳州市博物館工作人員已對該石刻進行了勘察，準備進一步保護。

 

　　通奉大夫，散秩文官，宋太平興國元年（公元976年）改通議大夫為通奉大夫，始有此官名；元豐三年（公元1080年）廢；大觀二年（公元1108年）增置通奉大夫為從三品文散官。金亦置通奉大夫，秩從三品中。元升為從二品。明制通奉大夫為從二品升授之階（從二品先授中奉大夫，升授通奉大夫）。清代從二品皆為通奉大夫。

 

　　經(jīng)查閱《亳州志》發(fā)現(xiàn)，亳州歷史上記載曾官至通奉大夫的僅有李國士一人。光緒《亳州志·卷四·營建志》中《重修文昌帝君像碑記》中稱該碑記由“賜進士第通奉大夫山西承宣布政司左布政使功升正二品俸前刑科給事中侍經(jīng)筵官郡人正屏李國士”篆額。這句話斷句應(yīng)如下：賜進士第、通奉大夫、山西承宣布政司左布政使、功升正二品俸、前刑科給事中、侍經(jīng)筵官、郡人正屏李國士。李國士，字汝志，亳州人，明朝萬歷丁丑年進士，人物志、選舉志、輿地志均有李國士的相關(guān)記載。

 

　　確定了該通奉大夫為李國士，那么這塊石刻原本有何用途呢？

 

　　圖中殘石銘文為橫向，且碑身橫邊長，豎邊短，厚約六七寸，這種造型不可能是石碑，因為石碑應(yīng)是豎型。橫向石刻應(yīng)為牌匾。古建筑中府邸、祠堂的匾額一般是木質(zhì)，而此石刻體積巨大，上下邊皆有銘有云紋，排除是房屋匾額的可能性，能用到如此形制的應(yīng)是牌坊上的石牌匾。

 

　　《亳州志·卷二·輿地志》記載，亳州城內(nèi)曾有兩座旌表李國士的牌坊，一為“圣朝名諫”一為“三世方伯”牌坊。“圣朝名諫”牌坊“為刑科李國士立”，“三世方伯”牌坊“為山西左布政使立”。“方伯”即明朝對布政使的代稱，李國士的父親李虎山、祖父李杞因李國士的功勞被追封資政大夫（正二品），所以又稱為“三世方伯”。這在古代很常見，朝廷為表彰大臣，經(jīng)常追封其已故的父輩、祖輩。

 

　　《亳州志·卷十二·人物志》中《方伯李國士傳》記載，李國士入仕不久后就授任刑科給事中，“圣朝名諫”牌坊應(yīng)是在這一時期所立。山西左布政使是李國士官宦生涯最后一個職位。明朝給事中是從七品官職，布政使是從二品官職，而通奉大夫是從二品官銜，所以無論從時間上還是職位上，都只有“三世方伯”牌坊上才能刻“通奉大夫”。

 

　　綜上所述，這塊石匾應(yīng)為李國士“三世方伯”牌坊的匾額殘跡。按照明朝牌坊一般形制推斷，此牌坊應(yīng)有上中下三塊匾額，上方匾額刻“恩榮”，正中匾額刻“三世方伯”，下方匾額刻李國士的科甲、最高官銜和最高官職以及其他封號。“通奉大夫”只是其中一部分，整體可能是“賜進士第通奉大夫山西承宣布政司左布政使”。這塊石匾殘片是較為珍貴的文物，距今有近五百年的歷史，存留至今，實屬不易。

 

　　《方伯李國士傳》記載，李國士孝順父母，關(guān)愛兄弟，為人淡泊，為官拒絕請托，對三個兒子管教甚嚴，從不利用自己的官職為兒子搞特權(quán)。其文武雙全，中舉時是應(yīng)天府亞元（二至十名稱亞元），類似于今天高考的前十名。任刑科給事中期間對治河、撫軍均有高見；任浙江僉事時，被地方戴若神明；后鎮(zhèn)守隴右，參與討伐松山韃靼的戰(zhàn)役，斬首甚多，三秦一帶稱其為“紫塞神君”；鎮(zhèn)守蒼梧時，平定瑤族土司陸佑叛亂，斬首陸佑，殲敵五萬余眾。傳記評價李國士為“社稷之臣”。（□王世奇）